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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案,宋教仁被刺杀案,凶手到底是谁

聚思阁 历史秘闻 2019-03-21 312 0 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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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3月20日深夜,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被冷枪击中,22日因抢救无效辞世,一时中外震惊,史称"民国第一案"。那么,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有怎样的结局呢?
  开罪袁氏招杀身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憎恶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长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1912年1月l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宋教仁担任新政府法制局总裁。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法律、政治方面的特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不起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不到3个月就夭折了。3月11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宋教仁被任命为农林总长。由于不满袁世凯的独载专制,宋教仁愤然谢绝了袁的一再挽留,于当年7月辞职。
  为了革新政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宋教仁辞职后积极主张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以此来限制袁的权力。而要组织责任内阁,就必须有一个大的政党。为此,宋教仁征得国父孙中山等人同意,以放弃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为代价,于当年8月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国民公党等几个中间党派,组成了国民党。
  由于宋教仁不断扩充国民党的力量,因而使国民党在国会中逐渐占据了优势。1912年底,国会大选开始,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取得了多数席位,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自然成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为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尖锐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听者人人振奋,所到之处掌声雷动。
  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于是,袁世凯开始软硬兼施对付宋教仁。在国会选举前,袁世凯就试图拉拢宋教仁,曾赠宋5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要他放弃责任内阁制的主张。但宋教仁不为所动,以“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为由退回支票(另有一说,宋教仁收了支票但将其用于在南方的宣传,扩大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并最终在1913年3月20日深夜对宋下了黑手。
  悬赏捉拿奸商报案
  “半生事业垂千古”的宋教仁,是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所以他的被刺引起全国轰动,激起各界共愤,一致呼吁缉拿凶手,彻查背景。黄兴、陈其美代表国民党总部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拿获正凶,彻清全案,准备赏银一万,以为酬劳。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3月23日午后,一个身着长袍的老头,来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求见总巡长卜罗斯。他开门见山:“鄙人王阿发,以兜售字画碑帖为生。今见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不知是否拿获了凶手?”
  卜罗斯照实答道:“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到。”
  “鄙人愿提供线索。”王阿发喜形于色。
  “欢迎,欢迎。”卜罗斯赶紧招呼书记官记录。
  王阿发点燃一支香烟,细细道来。
  事情应先从王阿发认识的应桂馨(应夔丞)说起。应桂馨也算是上海滩上一个角色,表面挂着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长的两个头衔,实际上是帮会的头目。王阿发知道他是地方一霸,为求得保护,便投其所好,凡得到有价值的古董,必先送到他处,价钱由他定,这样一来两人渐渐近乎起来。
  十天前,王阿发得到郑板桥的一幅真迹,照例又送到应桂馨家里。交易结束后,王阿发起身告辞,却被应桂馨喊住:“阿发,你看我待你怎么样?”
  “好,好得很!”王阿发慌忙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没有应先生您的关照,我哪有今日?”
  “阿发倒也没有忘记我的好处。”应桂馨呷了口龙井,慢条斯理地说,“我现在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凡有用得着时,一定尽力。”王阿发答应过后问道,“但不知应先生所为何事?”
  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这个人是我的死对头,你把他杀了。枪由我给你,事成之后,给你一千大洋酬金。”
  王阿发一听颤抖着说:“我生性胆小,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实在没有胆量杀人。再说也不会开枪,弄不好反倒误了您的大事。”
  应桂馨立时面孔拉长,正要发作却又突然大笑起来:“和你开个玩笑,看把你吓得尿了裤裆,真是饭桶,哈哈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天午饭后,邮差送来《申报》,王阿发随手翻开,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帘,上面还有宋的照片。王阿发大吃一惊:应桂馨要我杀的,不正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吗?他连忙到街上探究情况,正看到巡捕人员满大街张贴悬赏布告,不禁怦然心动:如果得到一万元赏银,足够后半辈子消受了。应桂馨,你吃了我多少便宜货,这次莫怪我无情!于是喊了辆黄包车,直奔总巡捕房而去。
  缉捕二犯真相大白
  送走王阿发后,卜罗斯立即作出抓捕嫌疑犯应桂馨的部署。当晚10点钟,卜罗斯带着中西捕探,直奔应桂馨住宅。不料应桂馨的门房称,应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云那里。
  卜罗斯当下兵分两路,一路看守应宅,一路去青和坊妓院。到了妓院,卜罗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进去查询,老鸨回话说:“应老爷与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在李桂玉小姐处喝酒。”
  迎春坊离青和坊不远,一会儿就到了。便衣捕探装作应桂馨的道上朋友,迈着四方步进去,口中还连连咋呼:“应老爷在哪个房间?”
  “应老爷在3号房间。”老鸨误以为是应桂馨的熟人,指了指楼上。
  便衣立即上楼,走到3号房门口,只见应桂馨这时已喝得脸似猪肝,两个左右傍坐调笑。便衣咳嗽一声道:“应老爷,楼下有人要见你。”
  “我去去就来。”应桂馨在李桂玉脸上拧了一把,便摇摇晃晃下了楼,嘴里喷着酒气嚷嚷:“啥人找我?半夜三更的,有什么要紧事?”
  他的脚刚跨下楼梯,双手即被两个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咔嚓”一声上了手铐。卜罗斯一挥手:“先送去捕房!”
  接着,卜罗斯复又带人赶到应桂馨家进去搜查,并将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盘问。此时,应桂馨家中有一男人,长得五短身材,浓眉阔嘴,穿着崭新的西装,眼神中显出几分惊慌,大家都说他是应桂馨新近结识的朋友。此人自称是山西人,叫吴福铭,来上海脱手一对古花瓶,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并留住在应桂馨家中。
  在这以前,卜罗斯已从两个人那里得到关于刺宋凶手的身材相貌线索。一个是火车站售票员,她说枪响后,看见刺客狂奔逃跑,还跌了一跤,是个矮个子,一付浓黑的倒挂眉;另一个是鹿野旅馆的胡账房,他说他的房客中有个山西人武士英,原本衣衫褴褛,可3月19日半夜里醉醺醺回到旅馆,拍拍身上穿的笔挺西装,满脸得意地炫耀:“老子发财了,明天还有一桩大买卖,可得一千大洋。”次日一早,他便结账离去。
  于是,卜罗斯对眼前的这名男子产生了怀疑,马上安排人把售票员与胡账房传来辨认。售票员一看就说:“开枪打宋先生的就是这个人!”胡账房也说:“他叫武士英,就是那个山西客人。”
  矮个子知道瞒不过了,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杀手,真名叫武士英,曾担任过清军管带(营长),此次带着盗墓而得的古董来上海出售,与应桂馨认识。应桂馨许给他一千元赏金,要他刺杀宋教仁,还给他找了个娼妓。20日夜里,他开枪打死宋教仁后,便藏匿在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叫他赶紧离开上海远走高飞,可他却深陷温柔乡不可自拔,以外边搜捕正紧为借口,赖着不走。
  捕探翻箱倒柜,搜遍了应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间,从应桂馨的床下搜得5响手枪1支、子弹两发,后经专家检验,搜出的子弹与刺杀宋教仁的属同一型号。捕探还在应桂馨床铺的枕头下面,搜出数封来往书信,从中又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实际上就是当朝大总统袁世凯,同谋要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武士英暴死狱中
  武士英被捕后,由公共租界巡捕房作了预审,然后又被移交给了上海地方检察厅。令人费解的是,4月24日上午,武士英却暴死于被羁押的看守所。消息传出,举国舆论再次哗然,称武士英死得蹊跷,内中大有隐情。
  几天后,国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发布通告:“武士英骤然暴毙,死因不明,观其尸身、神色大有服毒之象,情节可疑,要求政府从公从速检验,以释群疑。”
  在舆论的压力下,武士英的尸身被剖腹检查,发现肝、肺有淤血积滞,遂送医院进一步化验。鉴于此案关系重大,为防作弊,武士英的心、肝、肺、胃、肠、脑、肾、喉管共8件,被分成3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英租界西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分别保管并化验。
  由于袁世凯在暗中施加压力,并与租界当局做了一系列幕后交易,致使化验结果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公布。全国舆论由是反证,武士英是为灭口而被杀。
  应桂馨火车丧命
  因天机泄露,袁世凯一面使尽浑身解数掩盖真相,一面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遂决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1913年6月,袁世凯的军队南下,战幕拉开。
  而此时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与其门徒内外应合,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蜗居在租界里深居不出。到了11月,“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公开在报上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要求给他补偿。
  可久久不见回音,应桂馨按捺不住了,就亲自赶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馆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要袁履行当初“授二等勋章、奖金50万元”的诺言。信发出后,他守在旅馆静等佳音。然左等右等,时过月余,那封信却是泥牛入海。
  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自称是总统府的。他找到应桂馨,恶声恶气地说:“大总统传话给你,赶快离开北京,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这大洋两万,是大总统赐给你的。”说完丢下钱,转身走了。
  应桂馨当官发财的梦想破灭了,自然气急败坏。于是他不但没有离京,反而整天招摇过市,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
  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袁世凯闻报后大为惊恐,命令立即除掉应桂馨。应桂馨听到风声,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故意踩了他一脚。应桂馨本是泼皮性格,当即破口大骂。那两人也不说话,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待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应桂馨已身中数刀,气绝身亡。
  赵秉钧被赐吞毒
  与袁世凯、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舆论一致指赵秉钧是宋案要犯,要求传其到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于是发出传票,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
  赵秉钧大为恐惧,提出辞呈,随后称病躲进医院。他对心腹说:“我此时只求免职,方可免死,不免职非死不可。”7月间,他获准辞去国务总理,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
  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下令查拿凶手。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便打电话给袁世凯,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末了说道:“是否要彻查,请大总统指示。”
  “是我派人杀了他的。”袁世凯直言不讳,“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留着他是个祸种。”
  赵秉钧一听,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几分不平,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于是壮着胆子说:“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大总统这样对待他,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
  “啪!”袁世凯挂断了电话。赵秉钧呆若木鸡,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
  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致使头晕病复发,卧床不起,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
  2月27日,一名“医生”来见赵秉钧,说:“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这是专治头晕的,请都督马上服下,包叫药到病除。”
  赵秉钧心生疑窦,犹豫不动:“多谢大总统关怀,我的病已好了,这药丸我收下了,待以后复发时再用。”
  “医生”嗖地拔出手枪:“身体无病,心中有病,你自己有数,这药丸非立即服下不可,这是大总统的命令。”
  赵秉钧脸色大变,知道是袁世凯要赐死自己。
  “大总统的心太狠了!”赵秉钧长叹一声,把药丸送进嘴里,片刻,七窍流血而死。
  赵秉钧死后,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并重重优恤家属。这还不算,袁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萧。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袁世凯忧恐病死
  当初,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曾乐不可支,以为天衣无缝,还假惺惺地明令缉拿凶手:“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暗行暗杀,法纪何存,速悬重赏,限期破获,依法重惩。”宋教仁伤重不治后,他又致电慰问家属:“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以私人名义,送了一万元丧礼。
  不料东窗事发,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他袁世凯,他又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御用报章“辟谣”,并反咬一口(这也是他惯用手法),称国民党人借此诬蔑他。
  宋教仁的被刺,使原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的国民党人认识到,袁世凯不除,民主政治根本就无法实现。孙中山等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可惜因准备不足,加上势孤力单,最后还是归于失败。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挫而不馁,他们趁袁世凯阴谋称帝激起举国共愤的机会,又及时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间,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在军事上屡屡败退,直至众叛亲离。1916年5月29日,19个省更进一步联名逼令袁世凯退位,并要将其交送法庭,以国贼审判之,同时清算他谋害宋教仁的罪行。袁世凯天天困坐愁城,惶恐万状,以致卧病不起。到了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终于忧惧而死,只活了58岁。
  洪述祖绞架颈断
  刺杀宋教仁案最后一个“归案”的凶手是洪述祖。事发后他拔脚溜往青岛,躲在德租界,剃须乔装,化名“王兰亭”,又用重金买通德国巡长,在青岛安安稳稳过了三四年。
  袁世凯死后,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宋案”已被人遗忘,从此可太平无事,遂又向往起上海滩的花天酒地,于是绕道日本南下上海,改称“张皎安”。
  可因洪述祖在青岛期间,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巨款,走时却连招呼都未打,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于是追踪到上海,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与他打起了官司。
  在法庭上,一个国民党的密探认出张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谋划设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当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一名少年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他哭喊:“洪述祖,还我父亲的血债!”
  少年原来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人刘白等。众人一起将洪述祖扭上法庭。经核实,法庭确认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述祖。
  经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几次预审后,9月7日,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洪述祖仍是不服,再向最高一级的大理院上诉。这时,宋振吕在国民党人帮助下,也呈状大理院,要求重处洪述祖。
  洪述祖万万没有想到,企望从轻反送了小命。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
  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绞刑场。
  自民国废除《大清刑律》后,不再以斩首处死犯人,代之以西方的文明方式处以绞刑。绞刑机是从西洋买来的,洪述祖算是第一个“享用”。
  验明正身后,执行官将洪述祖推到绞刑机下,把钢丝绞索套在他脖子上。监刑官一声令下,执行官揿下电钮,洪述祖脚下的踏板立刻翻转,洪述祖立时双脚腾空,乱蹬挣扎。
  忽然,轰然一声巨响,套索上的洪述祖猛地不见了!原来,洪述祖是个大胖子,躯体特别重,落了个颈断头落,一下堕入了地坑之中。好一阵后,惊魂未定的监刑、行刑官才报告给司法部。司法部立即派来3名医生,将洪述祖的头颈缝上,外面裹上绷带,然后交给洪述祖家属领去埋葬。
  至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5名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没有一个得到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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