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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应该从思想根基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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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原初作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就有人提出来了。

赵南星在《三字经注·序》中说:“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做。”现在似乎依然是个问题。《三字经》的思想根基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啊。那么,《三字经》作者为什么要把这几句话作为这本册子的思想根基?这个问题跟作者问题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后一个问题是笔者自己提出来的,在解答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想对前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因为依笔者看,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即王应麟说、区适子说、黎贞说和陈淳说。说黎贞的只有清人邵晋涵,其诗云:“读得贞黎三字训。”据其自注,“三字训”者《三字经》也。说陈淳的,只有今人吴蒙,他标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在他自己写的前言中说“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不过,他说得非常小心翼翼,甚至给人的感觉是他没有明确地说陈淳是《三字经》的作者,而是说《启蒙初诵》“很像是《三字经》的先河。”最初写成于宋末,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有多人进行过局部的修改、增补和完善工作,明朝人黎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从原初作者的名单上删除。

具备竞争实力的只有王应麟和区适子两人。支持王说的文献证据有:王相在康熙五年时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小学绀珠》是王应麟的著作,这里的先生就是王应麟;清代道光年间,湖南衡阳学者贺兴思在其所著的《〈三字经〉注解备要》的“版权页”上说:“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在“叙”中则说到了此书的非凡影响:“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珍若球刀。”《辞源》说:“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这话说得很谨慎,而且后面马上列举了支持区说的文献证据:明末诸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十一说:“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之十和清代恽敬《大云山房杂记》之二也有类似说法。

王是浙江宁波人,区是广东顺德人。《三字经》到底姓王还是姓区,历来存在着分歧。近年来,这两个地方都想把《三字经》申请成属于本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名利面前,纷争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除了上引文献,两方学者进行了别的一些论证。那些论证表面看起来都有利于自己,但都比较容易被对方驳倒。如,宁波地方文史研究老专家桂心仪提出了3点理由。一,《三字经》非博学多闻的大手笔不能作;二,《三字经》仅为儿童上学的启蒙教材,非热爱儿童教育者不愿撰;其三,《三字经》叙写历史文化原来只到唐宋为止。这几条理由很容易被顺德人反驳。《三字经》既然是启蒙教材,就像是现在的小学课本,里面的知识都是常识,思想也卑之无甚高论,非得要大手笔写不成吗?大手笔当然能编写这样的教材,只要他愿意;从水平上说,小手笔也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且可能更愿意。较之王,区可能算是小手笔,他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第三条更像是在给广东人送弹药,因为区也是宋末人。

对顺德地方学者种种头头是道的说法,宁波的文史工作者也每每做出反驳。清朝咸丰年间的探花、顺德人李文田在其编辑的《三字经句释》中写道:“区适子先生手著、王伯厚(应麟)注解、李文田先生编辑。”宁波人戴松岳反驳道:“元代初期,鄞县与顺德相隔千里,名满天下的王应麟怎么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呢?”戴的语气有点借英雄欺人的嫌疑,王应麟固然名满天下,但他就不应该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说不定正是因为他名满天下,区适子慕名将自己的作品寄或托人带给他请他指教呢,毕竟那时浙粤之间驿路还是通的,人员还是有来往的。不过,李文田说王给区作做注解,有点拉虎皮扯大旗的嫌疑。当然,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顺德人李健明说,《三字经》带有明显的广东方言痕迹,用粤语读《三字经》朗朗上口。戴松岳反驳道:“用宁波话来读也是抑扬顿挫啊。”他还举例说:“‘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中的‘雪’和‘辍’用宁波话读来也很押韵。”我想补充一句,读多了,读顺了,用普通话或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三字经》都可以被读得朗朗上口。其实,广东人死死扳住的车头(理由)是:王应麟的文集中未见载有《三字经》;桂心仪针对性地指出,王应麟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给王应麟说提供了一个佐证。

笔者以为,双方学者在论证前都心中早已有倾向,都太急于想证明自己带有乡愿性质的成见甚至陋见,反而露出了破绽。他们提出来的大多数论证都属于旁证,而不是本证。下面我以超然的心态,从对《三字经》文本的分析出发,来解答那个纷纷扰扰的问题。

《三字经》的思想根基“人之初,性本善”,而“性本善”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善也,有水之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朱熹在《孟子集注·序说》中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在孟子之前,孔子的人性论采取了善恶二分法,即君子“性本善”而小人“性本恶”。《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卫灵公》中充满了这种二分法的论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如果说孟子把人都看成君子,那么荀子把人都看成了小人,提出了似乎只有法家才会强调的“性本恶”论。

王应麟恰恰是孟子的信徒,他的学术代表作《困学纪闻》第八卷径直题为《孟子》,是关于《孟子》一书的一系列学术考证笔记。其中谈到孟子思想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每处都会心一笑,心有灵犀。

《三字经》曰:“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这是化用了孟子的话:“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困学纪闻》先引用了董仲舒的有关论述“以仁治人,以义治我。”接着引用刘原父的有关论述“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愚谓: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义,是仁外义内,其流为兼爱为我矣。”

关于孟子的“性善”论,《困学纪闻》也有明确的阐述:“尧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学所以明人伦。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正是因为他像孟子一样信奉“性善”论,所以他特别强调“养心”“尽性”,如他说“求在我者,尽性于己。”

王应麟的思想还有多处与孟子冥契,最明显的是他继承发扬了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指出,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表面看起来处于弱势,但是绝对不可轻侮,统治者对老百姓不能耀武扬威,而应该怀有敬畏之心。他说:“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谓:汤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为贵。’太史公以陈涉与汤、武并言,涉岂能为汤、武哉?盖楚、汉间豪杰之余论也。”他紧紧抓住“民心”大做文章,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顺便指出,《困学纪闻》也用了一些三字句,如“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按照吴蒙等人的逻辑,这是否也可从侧面证明一律用三字句法的《三字经》的作者乃是王应麟,《三字经》的思想根基之所以来自孟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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