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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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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陈祖德九段在演讲“围棋与东方智慧”时曾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围棋这样充分体现出中国的特色、思想、文化内涵。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我想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发明,世界其他国家可能早晚也把它们发明出来。但是,如果中国不发明围棋,那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围棋,因为围棋体现了太多中国的思想和智慧。”

南朝《述异记》有载,晋樵夫王质入石室山,观二童子下棋,不觉斧柯烂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烂柯的传说,历来为棋人所乐道,古人有很多关于烂柯的诗句,传颂着其中的文化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包涵着许多与中国文化内涵相通的地方。

围棋在东晋被称为“坐隐”、“手谈”,道出了围棋所蕴涵的文化底蕴;至北宋,宋徽宗有言,“忘忧清乐在枰棋”,围棋于是又被称为“忘忧”;烂柯传说流传,围棋则多了“烂柯”之名。看看烂柯的故事,从中可以细品出坐隐、手谈、忘忧、烂柯。这四个词,正是围棋文化和中国文化精神暗合的地方。二童子本为仙人,而中国的隐士高人常常向往化为仙人;对局间,只有棋子纠葛,而无人事纠纷,是故坐隐。童子坐弈不语,全凭棋局中黑白相交,是谓手谈。世间苦乐全在棋局之外,童子不晓,王质不觉,所以忘忧。一局未竞,世易时移,斧柯烂矣,世间千回百转,竟然不如一局棋的时间长,故言烂柯。

实际上坐隐、手谈、忘忧、烂柯所用的典故均是两晋时期的言谈作品。坐隐、手谈出自《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忘忧出自《晋书·祖逖传》,烂柯出自晋人的《志林》。这从侧面说明,围棋在那个时期已经登堂入室,在理论上、地位上均有质的提高,并在那些名门高士中广为流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大行其道,道教开始创立,佛教逐渐兴盛,这不能说是巧合。在这一哲学背景的影响下,围棋、围棋的别名、围棋的传说、围棋的故事的发生发展,正是这些思想文化表现的产物,并与玄学,也就是道家的关系极其密切。后续两千年间,围棋以此为发端,在三者的影响下,一直传延并发扬着其文化精神。

仙家修真和禅宗顿悟

比如围棋被称为坐隐,正是道家所崇尚隐者风范。道家的代表人物杨朱,逃离人世,遁迹山林,正是一位隐者。玄学包含着道家“道可道,非常道”的精神,实际上就是道不可道,只可暗示。不闻之闻,不见之见,不言之言,这就是道家哲学的表现方式。他们不给你精密的论证,严谨的推理,只给你比喻、隐语,让你自己去悟。就像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际上他忘言了吗?当然没有,因为真意自在心中,无需言出。这就是魏晋的名士风度,不言自言。围棋,在魏晋名士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了,而是一种哲学活动、悟道活动,对弈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哲学,也表现着他们形而上学的苦涩悲凉的思索。围棋黑白二子象征日月阴阳昼夜,圆形棋子象征天象苍穹,棋盘四角可比地象四方;棋局搏杀,沧海桑田;棋盘胜负,世事纷争;诸如此类种种,皆可拟世事,引人去悟道,去品世。

道教讲修道成仙,围棋因棋枰之上充满仙机,而被目为仙家之物。围棋和神仙的关系密切,围棋的传说中便有许多仙人棋手的故事,比如前面说的烂柯,唐朝王积薪蜀中遇神仙婆媳,八仙之中的何仙姑、吕洞宾擅棋,武当张真人和骊山老母的棋事,等等。而这一切,正显示了围棋和道教的影响密不可分。不仅神仙擅棋,道士们修道也要借助围棋,传说全真教的马钰就是从棋枰对局中悟出了抱守持一的仙道修真要旨。

佛家讲顿悟,围棋讲感觉,棋理佛理相通,围棋于是成为佛门弟子的爱好。手谈二字,就是高僧支道林命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也是此道高手,下棋讲究美感,是个求道派,与人下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这堪与日本现代“美学棋士”大竹英雄相媲美了。(事见于《酉阳杂编》)棋理禅理相通,境界达到高妙之时,二者是互通的。崇佛的梁武帝,号称中国的围棋皇帝,棋至逸品。黑白世界犬牙交错,变化莫测,生中有死,死中有生,正是佛门弟子堪破生死的好借助。明朝的中峰和尚有谒,“俗谛是黑子,真谛是白子,十八界内,夺用争先。平地起是非,终难逃生死,纵教看得眼睛穿,翻转棋盘都不是。”(明《太平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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